史诗是一种古老而源远流长的韵文体叙事文学样式，是一个民族在特定历史阶段创作出来的崇高叙事，是一个民族的精神文化遗产和独特的精神标识，以其丰富博大的内容和生命力在人类文化史上占有重要位置。中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中华各民族在悠久的生产生活实践中，创造了《格萨（斯）尔》《江格尔》《玛纳斯》等诸多各具本民族特色的史诗。它们是中华各民族祖祖辈辈流传下来的重要文化资源和精神财富，为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提供了丰厚滋养，体现了中国史诗的丰富性和多样性。

自20世纪初王国维、鲁迅、胡适、陆侃如等中国学人对汉语“史诗问题”的讨论起，到任乃强对《格萨尔》的初步介绍和研究，再到20世纪中叶中国史诗的陆续发现和学科的建立，后至21世纪初史诗研究的发展以及观念和范式的转换，中国史诗的搜集与研究已有百余年历史，相关著述蔚为大观。《〈格萨尔〉精选本》《格斯尔全书》《蒙古英雄史诗大系》《江格尔》《玛纳斯》《苗族古歌》《亚鲁王》《梅葛》《阿细的先基》《兰嘎西贺》等重要的史诗搜集整理成果相继问世，夯实了中国史诗研究的资料学建设。这些成果为中国史诗研究提供了珍贵的资料，在加强各民族间的文化交流、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发掘、抢救和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等方面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却日勒扎布的《蒙古〈格斯尔〉研究》、扎格尔的《〈江格尔〉史诗研究》、杨恩洪的《民间诗神——格萨尔艺人研究》、巴·布林贝赫的《蒙古英雄史诗的诗学》、曼拜特·吐尔地的《〈玛纳斯〉的多种异文及其说唱艺术》以及包括《〈格萨尔〉论》《〈江格尔〉论》《〈玛纳斯〉论》《南方史诗论》《〈江格尔〉与蒙古族宗教文化》在内的《中国史诗研究》丛书（1999）等许多研究成果相继问世。它们对中国史诗研究的某些专题进行了深入系统的探讨，提出了新的见解，推动了中国史诗研究理论体系的创建，标志着20世纪90年代中国史诗研究逐步走向成熟。

朝戈金的《口传史诗诗学：冉皮勒〈江格尔〉程式句法研究》、巴莫曲布嫫的《史诗传统的田野研究：以诺苏彝族史诗“勒俄”为个案》、尹虎彬的《古代经典与口头传统》、陈岗龙的《蟒古思故事论》、斯钦巴图的《蒙古史诗：从程式到隐喻》、阿地里·居玛吐尔地的《〈玛纳斯〉史诗歌手研究》、黄中祥的《哈萨克英雄史诗与草原文化》以及塔亚关于蒙古史诗的专题研究等，以民俗学个案为技术路线，以口头诗学为参照框架的史诗研究成果表明了21世纪中国史诗研究学术转型的实现以及中国学人在口头诗学本土化方面作出的努力与实践。这些成果为中国史诗研究学科化的制度建设和理论创新奠定了扎实的学术基础，为中国史诗学学科整体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学术支撑。

当下中国学界对中国史诗的学术史整理与研究，较之国际史诗研究的总体发展形势，还有一定差距。虽有朝戈金、尹虎彬、巴莫曲布嫫、斯钦巴图、阿地里·居玛吐尔地、陈岗龙、李连荣等学人对中国史诗搜集与研究进行了学术史的总结和反思，以及许多中国学人在各自史诗研究专著里对不同民族史诗的搜集与研究进行了概要性的学术史综述，但无论是研究角度还是研究成果，都不足以呈现中国史诗搜集与研究的全貌。基于学术史视野对中国史诗搜集和研究的全面总结、整体梳理和分析研究，还没有全面深入展开。这就需要在统一的理念下对中国史诗搜集与研究活动及其成果展开全方位的整理与分析，在总结中国史诗搜集与研究成绩的同时反思中国史诗搜集与研究的不足，凸显学术史研究的批评性，为今后中国史诗搜集与研究搭建坚实的学术平台。

对中国史诗研究百年学术史展开研究，应该厘清学术史、思想史、批评史、观念史、思潮史等概念，对史诗研究者在中国史诗搜集与研究中持有的观点和方法、研究对象的选择、研究价值取向、问题的提出及解决路径、研究结论的获得等诸多方面进行科学的阐述。要将中国史诗搜集与研究置于不同历史时期的政治经济文化、学术思潮、学术体制、学术规范、学术思想的大背景下，揭示中国史诗搜集与研究在不同时期受到哪些影响，具体的形态怎样，呈现了哪些发展和变化及其动因是什么。还要回答中国史诗搜集与研究的整体性质、样态、特点和面貌是怎样的，中国各个民族史诗的搜集与研究的个体性质、样态、特点和面貌又是怎样的，进而建构符合中国史诗搜集与研究发展历史和现实的中国史诗研究百年学术史。我们应该在全面搜集中国史诗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以一种现代科学的方法从编年、整理、研究等多个角度展开系统研究工作，实现从整体上对百年中国史诗研究进行较为全面系统的学术史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