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京报讯（记者 戴轩）每到花粉播散的季节，治疗过敏的号源就成为各医院最抢手的香饽饽。从不受重视到全民关注，这个学科所经历的转变，在短短二十年间悄然发生。

我国过敏学科的领军人、北京同仁医院院长张罗的个人经历，折射了这个年轻学科的成长史——18年前，他和一名护士是同仁医院鼻过敏科的全部人手；参加国际学术会议，他是新生后辈，坐在后排埋头听讲记笔记。18年后，当初的“迷你科室”成为百人团队的国家重点专科；国际顶尖期刊推出中国主题，在学界，他从听讲人变成演讲人，向世界分享中国经验。

诚然，一人一生不足以穷尽一个学科的奥秘。但垦荒栽树，看着它抽枝散叶、传承有人，这是张罗治病救人之外的另一重快乐。

4月21日，北京同仁医院院长张罗。 新京报记者 王嘉宁 摄

越来越挤的过敏科：2.5亿患者 VS 4万名医生

当内蒙古人小齐呼吸困难地走进北京同仁医院，天津人小郭已经抢不上近5天的鼻过敏科号源。她感觉身边过敏的人越来越多，媒体的科普文章也多了起来，过敏这个医学问题，突然间成为全民关注的热门话题。

只有过敏的人知道这种滋味：痒得受不了，恨不能把眼珠子抠出来；只要能止痒，什么都敢往鼻子里塞，流血也不罢手。

过敏，在医学界有更晦涩的表达：变态反应。简单理解，就是人体对某种物质过度敏感，过激的免疫反应在驱除外来物的同时，也伤害了人体自身。

小郭的感觉没有错。在我国，过敏者是一个越来越庞大的群体。以过敏性鼻炎为例，从2005年到2011年6年间，我国成人过敏性鼻炎患病率从11%上升到18%，患病人数大约增加了1亿，以此估算，我国有约2.5亿人受过敏性鼻炎困扰。

患者太多，医生都显得不够用了。每到花粉播散季，北京同仁医院4楼鼻过敏科门诊全是人。张罗介绍，我国耳鼻咽喉头颈外科医生约有4.5万人。这个数字是患者数量的1/6000。

18年前，医患比没有这么惊人。因过敏而求医的患者是少见的，重视这一领域的医生更少。张罗从美国留学归来时，同仁医院还没有过敏科，他预判将来需要这一学科的患者会越来越多，成了最早“吃螃蟹的人”。

从1个大夫到百人团队 一部过敏科“成长史”

人类历史最早有记载的严重过敏反应，发生在公元前3640年到公元前3300年间（另说公元前2641年），埃及法老米尼兹被大黄蜂叮咬后神秘死亡，可能是蜂毒造成的过敏。

国际社会对过敏的认知，则要等到19世纪到20世纪上半叶，随着枯草热（草属花粉导致的过敏性鼻炎）的首次报告、过敏反应病理生理学研究、免疫疗法和抗组胺药物面世等逐步深入。

西方建立了过敏性疾病的全部基本治疗方法时，我国的过敏学科才刚刚起步，年轻、冷门。还在读研时，张罗在门诊便接触了一些过敏性鼻炎患者，打喷嚏、流鼻涕，但没什么药可以治，关注过敏的专科医生也不多。

2001年，他去美国学习，发现国外的情况截然相反。过敏患者很多，过敏学科受到高度重视。他常用一个例子阐述，因新冠疫情广为人知的美国顶级传染病专家安东尼·福奇，职务是美国国家过敏和传染病研究所（NIAID）所长，机构名中，过敏在传染病之前，其重要性可见一斑。

感到惊讶的张罗查阅了文献，发现社会经济越是发展，过敏人群的比例越高。

门诊里得不到诊治的患者、可预见的未来庞大的过敏人群，让张罗对过敏学科产生了兴趣。从美国回国后，在老师韩德民的支持下，2005年，他在同仁医院成立了过敏性鼻炎诊疗中心。说是中心，只有他一个医生，加上一名护士，一开始，居然也能接待所有患者。

正如张罗所预判的，年复一年，患者越来越多。一个学术假说是，随着社会进步，人们生活的环境越来越洁净，孩子发育期接触的细菌变少，对免疫系统刺激不够，长大后更容易发生过敏。另一个推论是，经济条件不好时，只有生了大病患者才舍得看；条件变好后，人们对健康问题更加重视，对先前得忍且忍的过敏不再凑合，开始求助于医院。

随着就医需求增加，张罗的“迷你”团队开始壮大。2014年，同仁过敏科正式组建，获批成为国家临床重点专科。每到花粉播散期，全国各地的过敏患者奔向这里，之前两个人就能处理完的工作，现在临床和科研百人团队也忙得不可开交。

医生的“疆域”：不光是看病

当了院长，张罗仍在出诊。诊桌对面有疑难重症的患者，也有熟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