碳中和离我们远吗？全国政协委员张兴赢提到联合国的一份报告，其中描绘了地球气温每上升1摄氏度所产生的影响：到2050年，如果气温升高1.8摄氏度，无水可用的人数将增加20亿，全球物种约有两到三成濒临灭绝。

这份“一度一度”预测的气候变化后果，被科学家称作“走上灭绝高速公路”——二氧化碳减排的警钟，在不断敲响。

2020年，我国提出力争2030年前二氧化碳排放达到峰值，努力争取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则提出，2021年要“扎实做好碳达峰、碳中和各项工作”。

“碳达峰的目标、碳中和的愿景都有了，那我们的监测评估体系能否跟得上？”这是张兴赢这次最关心的问题之一。

这位国家卫星气象中心卫星气象研究所所长、国家大气环境监测卫星工程应用系统副总师告诉中青报·中青网记者，必须尽快提升温室气体监测与评估能力，这不仅关乎目标愿景的实现，还关乎碳排放问题背后的国际话语权。

谈及碳达峰、碳中和，全国政协常委、中国气象局副局长宇如聪也不止一次提及核算评估这把“尺子”。

在他看来，想要实现这一目标愿景，不仅要求我国能源系统快速转型，大幅提高风能、太阳能、水能等可再生能源在未来能源结构中的比重，还要快速提升温室气体监测与评估能力，以便精确把握能源结构调整，合理评价低碳发展效果。

事实上，国际社会对于碳排放核查和计算的方法，依据的是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开发的国家温室气体清单编制方法学，我国碳排放计算也遵循了这一国际通用的方法学。

张兴赢说，虽然计算温室气体清单的方法统一，但是不同机构基于不同口径的统计结果会有较大差异。同时，国际上不同组织、研究机构如果采用不同方法学计算得到的同一个国家温室气体清单也存在差异，这种传统的“自下而上”的核算方法，还存在很多有待深入研究的科学问题。

截至目前，世界气象组织协调建立了31个温室气体全球大气本底观测站，以及400多个区域本底观测站。2009年后，日本和美国还先后发射专门的碳卫星，提升天地一体化的大气温室气体监测能力。

全球科学家便利用这些站点和卫星的观测数据，开展前沿的碳排放计算：将监测到的大气中二氧化碳浓度与地球科学系统模型结合，反推全球不同区域排放和吸收了多少二氧化碳，以此评估当前全球碳排放的核算结果。

从这个角度来看，影响这把核算“尺子”准确度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数据采集的源头：站点和卫星。

张兴赢说，在世界气象组织建立的温室气体全球观测站网中，我国仅有位于青海瓦里关的全球大气本底站以及3个区域本底站被纳入其中；对于温室气体观测卫星的研制，我国起步更晚，2016年才陆续开展卫星监测温室气体的科学试验。当前，我国还没有在轨运行的卫星可以获取温室气体监测的资料。

他告诉记者，面对我国碳达峰和碳中和的重大战略部署，如何科学监测和评估我国各个省（区、市）以及各个行业的碳排放核算结果和减排效果，是“十四五”期间应当及早谋划和部署的一项重要支撑工作。

宇如聪也提到，我国虽然在1990年开展了温室气体观测，但目前观测站网密度尚未覆盖关键区域和城市，监测要素不全，合理的碳中和评价方法和标准尚未建立。

“要充分认识到气候变化相关问题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尽快提升温室气体监测与评估能力，增强国际话语权。”宇如聪说。

今年1月，中国气象局启动运行温室气体及碳中和监测评估中心。该中心将开展碳中和科学研究和监测评估核心技术攻关，对我国2060年实现碳中和的多情景路径开展研究。

宇如聪说，监测和评估温室气体排放成效，加强碳收支过程评估与未来预估，是实现碳中和的重要环节。应在现有的温室气体大气本底站基础上，科学布局并建设省市联动的温室气体监测网，进一步实现区域和城市尺度碳汇潜力监测；加强评价标准和方法研究，尽快提升碳收支监测和定量评估水平。

谈及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碳达峰、碳中和工作时，全国人大代表、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环境与可持续发展研究所所长赵立欣也多次提出监测评估的重要性。

她说，要根据我国农业生产规模和技术水平，在保障粮食安全、重要农产品有效供给的前提下，预测农业农村温室气体排放趋势和达峰时间，评估减排、固碳与可再生能源替代的潜力和成本，提出农业农村碳达峰与碳中和的技术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