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1月20日，唐纳德·特朗普正式成为美国第45任美国总统，这个由商人转型为政治家的美国新总统在竞选阶段就表现出“与众不同”，明确提倡实施“美国第一”的经济保护政策。他威胁众多美国知名制造业企业必须留在美国本土兴建工厂，否则将会被课以重税，公开声称将在美国与墨西哥边界筑起“隔离墙”以阻挡非法移民，对中国产品征收高惩罚关税，把中国宣布为“汇率操纵国”等等。鉴于美国是世界最大的经济体，新总统采取保护主义政策，有人预言，以市场开放和国际分工为基本特征的“全球化”将会走向终结。事实上，长期以来，关于全球化的辩论从未停止过。支持者和反对者皆有，参与全球化给世界各国带来的是利还是害，是利大于弊，还是相反，看似难有统一的定论，即便一些从经济全球化中获益较多的国家，也对全球化感情复杂。本刊专访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研究学部主任、学部委员张蕴岭，请他就当前出现的反全球化倾向进行分析，并对经济全球化与区域化发表见解。 全球化的核心是市场开放 《领导文萃》：经济全球化的含义及背景是什么？ 张蕴岭：全球化的真实含义就是世界市场的开放与链接。二战后的经济全球化是通过制度化构造的、全球范围内推动市场开放的机制。这个机制主要就是原来的关税与贸易总协定 （GATT），1994年改名为世界贸易组织（WTO）。它是一个新事物。二战以后，世界经济发展需要一种新的秩序，其中，最重要的是构建开放的世界市场。这一认识是基于二战前20世纪30年代经济危机的教训。30年代发生了严重的经济危机，经济危机到来之后，各国争相采取以邻为壑的保护政策，结果，经济的交往阻断，危机进一步加深，当时美国自己也通过了贸易保护法案。 二战后，以美欧国家为主建立了推动市场开放的国际机制——关税与贸易总协定（GATT）。美国出于打开欧洲市场的需要，积极推动GATT下的市场开放谈判，后来，越来越多的国家加入这个组织，包括发达起来的日本，也包括大批发展中国家。随着一轮轮谈判回合取得成功，世界市场的开放度也越来越大，最终形成我们今天看到的以WTO为框架的全球性市场的开放。 冷战结束以前，苏联集团和中国都没有加入到这一谈判进程中。冷战结束后，世界市场的政治分割消除，更多的国家要求加入该组织。如今，世界绝大多数国家成为WTO的成员。由于WTO的谈判是多边性质的，因此，也称其为多边机制。该机制的一个基本原则是无歧视原则，即市场的开放对所有成员适用，不能采取有差别的待遇。同时，WTO作为一个国际组织，负有法律功能，即以法律为基础，解决贸易争端，如果一方认为其他方违反了WTO的相关规定，那么可以去起诉，起诉之后会有判决，判决做出之后具有法律效力，必须遵守，而不是采取相互报复的办法。 当然，世界市场的开放还得益于各国实施的自主开放发展战略，也有的说是政府的“市场友好政策”，即支持市场作用，推动市场开放，包括通过谈判的方式构建两个国家间，或者几个国家间的自贸区（FTA），由此促进投资和商贸活动开展，利于公司进行跨国的投资和商贸活动。市场开放构建了基于国际分工的经济网络，使各国经济变得相互依赖。 《领导文萃》：市场开放对世界经济发展的意义有哪些？ 张蕴岭：市场开放是国际贸易、国际投资开展的一个最基本条件。有了WTO这样一个开放的体制，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地区加入到这个体制中，世界各国和地区之间就变得更加开放、贸易障碍越来越少，商品、服务、资金等的流动也变得更加自由和便利，由此，世界经济增长加快。发达国家通过对外投资获得了更大的市场空间，后起国家通过参与获得了缺乏的资本和技术，这样，从整个世界来说，经济发展加快了，从公司方面来说，机会多了，成本降低了，利润增加了，看似大家都得到了好处。这就是全球化的利好。 《领导文萃》：市场开放对于企业和国家来说，具体的利好表现在哪些方面？ 张蕴岭：从经济增长角度，在市场开放条件下，资源得到更好的配置和利用，同时，由于绝大多数国家都加入了世界多边体系，市场的空间更大了，从而获得了经济发展的规模效应。这样，公司可以在一个更加开放的地区和全球市场环境下从事投资和其他经营，这使得很多公司发展成为跨国公司，一些小的公司也通过这种全球参与，加入到国际分工中，进而促进了国际分工的进一步发展。从经营角度来说，就是通过削减关税和非关税减少了贸易和投资障碍，交易和投资成本得以下降，商品价格相应地也就更加便宜，在此过程中无论消费者还是生产者都得到了好处，最终国际贸易和投资得到了巨大发展，并带动了整个世界经济的发展。 另一个重要利好是从发展角度，也就是说，市场开放使得后起的国家通过参与得到了好处，后起国家发展经济有瓶颈——缺钱、缺技术、缺市场，而在全球化背景下，缺钱有人来投资，缺技术管理通过投资可以学到技术和管理经验，缺市场可以先不为自己生产，而为世界生产，这样，经济的起飞就可以加快实现。后起国家通过加入多边机制，解决了它们发展的资金技术市场瓶颈问题，实现了跳跃式的发展。这就是为什么二战以后世界经济在开放的条件下取得了非常快速的发展，也解释了为什么国际贸易能够拉动经济增长。 《领导文萃》：国际贸易拉动经济增长的结论是如何做出的？ 张蕴岭：国际贸易的最简单功能是互通有无，通过交换实现比较利益。在全球化时代，国际贸易远超出这个功能，最突出的特点是分工型交易。在当今的国际贸易中，一半以上都是零部件交易，也就是说一件产品是由来自不同国家的一个一个零部件，最终组装成一个最终的产品。在这一过程中，有多个国家参与。所以我们看到，国际贸易的增长速度大大快于整体经济增长的速度，在大多数年份它的增长率都是两倍于经济增长率，这一数据的含义就是，国际贸易拉动了经济增长。与此同时，由于生产分工，国际投资也增长得非常快速。国际投资过去主要集中在发达国家，后来也扩散到发展中国家，发展中国家成为吸引外来投资越来越重要的市场，因为很多生产环节都转移到了发展中国家，这样，国际投资的增长也成为推动发展中经济体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 反全球化是全球化的伴生物 《领导文萃》：全球化在推动世界经济发展的同时，是否有负面效应？反全球化运动兴起的原因有哪些？ 张蕴岭：全球化虽然好处很大，但它也有副作用，这也是为什么反全球化一直作为推动全球化发展的伴生物而同时存在。特别是，伴随着全球化的发展速度越来越快、程度越来越深，反全球化运动也越来越强。 反全球化运动的兴起，在我看来，至少有三个原因。第一个就是产业空心化。发达国家的企业产业转移之后，尽管扩大了外部的市场经营空间，但同时也造成了发达国家产业空心化。大量的制造业转移到生产成本更低的发展中国家，产品的生产成本得到了降低，消费者能买到更便宜的商品，但问题是，产业输出方如果没有其他的新兴产业去及时弥补，就业就成了大问题，原本在这个领域里面就业的人就没活干，导致失业，失业之后要么变得穷困，要么靠吃社会保障。社会保障是不能让接受者变得富裕的，只能保证基本的生活。以美国为例，伴随着美国的产业转移，美国中产阶级出现整体性收入下降，中产阶级的数量也在萎缩。因此，产业空心化会造成一批人失去原有的工作，如果失业者没有新的技能就不能适应工作环境的改变；另一方面，如果新的产业没有及时弥补上来都会造成失业的恶化，进而引发社会不稳定。不仅是美国，其他发达国家也有这样的问题。 第二个原因就是全球化不能普遍“受益”。有些国家和地区即便开放了市场，也没有足够的优势条件吸引投资和发展对外贸易。在这类国家中，有资源的主要是依赖单一的资源开发，而资源贫乏的国家被排除在国际分工之外。所以，我们看到，尽管总体上世界经济得到了快速增长，世界的财富实现了大幅度增加，为数众多的国家从中受益，但也有相当一批国家和地区被“边缘化”，被排斥在发展进程之外。由此，世界的贫富差距变得更大了。20世纪70年代，德国前总理勃兰特就主持写过 《增长的极限》，提出过这个问题，但这个问题没有得到很好解决，富国和穷国的差距在拉大。 第三个原因就是财富越来越向少数人集中。在开放的情况下，有能力的公司拓展成大跨国公司，有能力的人可以充分施展能力，积聚财富。这样，世界的财富越来越向少数公司和少数个人集中。于是我们就看到，越来越多的公司富可敌国，越来越多的个人拥有的财富也大得惊人，出现了财富占有的1%和99%问题，也就是大多数财富为1%的少数人掌握，而99%只拥有很少的财富。 上述三个问题，一个是产业空心化，一个是发展的不平衡，还有一个是财富占有的不均衡，在全球化进程中愈演愈烈，这使得反全球化运动有了更大的支持。 《领导文萃》：当前反全球化的情况是怎样的？ 张蕴岭：反全球化最开始是少部分人参与，后来逐渐发展成为了一种社会运动，在一些国家，就表现为保护主义、民粹主义、极端主义盛行，让倡导这样“主义”的政治人物受到越来越多的选民的支持。在美国大选中，特朗普的胜选谁都没想到，但是仔细分析之后发现，支持他的选票很多都是所谓的蓝领票，就是那些传统的制造业州的选票。这些州的传统产业大都转移走了，引发了工人失业，进而引发了蓝领工人、中产阶层的不满，所以他们就支持了倡导保护主义、民粹主义的特朗普。其实不只是美国，欧洲的反全球化倾向也有发展，英国全民公投结果决定脱离一体化的欧盟，法国的极右翼政党的支持者在增加，这些也是对基于开放的全球化趋势的不满。 全球化进入反思阶段 《领导文萃》：反全球化问题如何解决？ 张蕴岭：开放是发展的利器，但是也要有很有效的社会政策纠正开放带来的问题。在全球化高涨发展的时候，大家的关注度主要是推动开放，现在，所谓逆全球化来了，不是要实行保护主义，关起门来发展，而是要对快速发展的全球化进行反思，找出问题，我提出，要对全球化进行反思。 所谓反思，并不是简单地说全球化是坏的，而是要找到问题的根子，纠正失衡。总的来说，需要开放与保护的平衡，这需要两个“全面”：一是对市场开放要有全面的安排，二是对经济增长要有全面的布局。如果不全面，就会出现偏差，就会失衡。比如，产业总是要不断地转移更新，开放促进竞争，竞争提高效益，但到了人这个因素，就要考虑如何提供支持，对受损的产业和人群提供救助，政府搞再培训工程，对财富的过度集中，需要有有效的税收调节政策，从世界范围，需要有对边缘化国家提供支持的新型发展合作等。 《领导文萃》：全球化是否在走向终结？ 张蕴岭：有人说全球化到了一个终结阶段，我觉得是不对的。我认为，目前全球化进入了一个需要反思的阶段，一个调整阶段。如果说全球化过去发展得太快了，现在到了需要调整的阶段，也可称之为“全球化2.0”。 就世界而言，发展的问题一直是一个大问题，开放条件下发展的不平衡危及世界的发展和安全。WTO多哈回合的名称是发展回合，体现了发展中国家参与后，要求多边体系改善发展中国家经济的发展环境和条件。比如，在改善发展条件的要求中，很重要一点就是要求发达国家取消对农产品的补贴，发达国家这么高的补贴，生产的农产品非常便宜，发展中国家进口比种植更划算，这就会造成发展中国家的农业发展不起来。但是，保护农业涉及发达国家的核心利益，所以发达国家不同意取消农业补贴。另外，在谈判中，发展中国家还要求渐进地开放市场，不能一下都实现零关税，否则对国内产业冲击太大，民族工业永远起不来，而发达国家要“一揽子”的深度开放。这样，分歧这么大，多哈回合就谈不下去了。 美国觉得多边机制太慢，就去搞自己的朋友圈——“服务贸易协定”，搞高标准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TPP的核心是拉平开放标准，这样的标准很难为所有参与国家接受，结果，TPP谈成的协议标准就降低了，美国不得不做让步，但这让特朗普很不满意，发誓上台后宣布终止。特朗普不是要中止一切谈判，而是要通过双边谈判，压对方做更多的让步，有利于美国。各国经济发展水平不一样，开放的标准哪能够一样呢？ 我一直认为，我们需要新一代的自由贸易协定，但必须是渐进、有差别的，特别要加强经济合作，改善后发展国家的发展环境，只有这样，在全球化的过程中各国才能普遍受益，全球化才能有持续的动力，经济才能实现可持续发展。 美国依靠经济实力可以施加压力，搞有利于美国的政策，但是，美国经济不是封闭的，美国公司的生产经营遍布世界，构成网络，关闭开放大门，其经济也就会失去发展的基础。同时，只是损人利己，这样的政策也行不通。从这个角度看，不是全球化的终结，而是需要调整和纠正，不合理的纠正也会得到纠正，这可能需要些时间，甚至付出些代价。 《领导文萃》：那么，如何改善落后国家的发展条件？ 张蕴岭：市场开放是其中一个因素，但并不是全部，需要改善综合发展条件，比如，基础设施建设、能力建设、产能合作等问题，这些都应该包括到这种新的市场开放综合安排里面，如果只要求发展中国家开放市场，不改善他们的综合发展环境，对许多国家来说难以发展起来，有些可能更边缘化，没有资本愿意流向那里，因此，开放的同时需要改善基础发展条件。 区域化也是这样。过去我们对区域化的主要关注点就是推动市场开放。好在中国和东盟谈判自贸区时，我们注意到了这个问题。中国东盟自贸区中很重要一部分内容就是经济合作，同时我们还采取了渐进、逐步的开放方式，谈判中也是坚持先商品、服务再到投资的步骤，为欠发达国家设置了更长的过渡期。但是，客观来说，经济合作进行得并不是太好，缺乏具体的实施计划和措施，因为当时主要的潮流就是推动市场开放，所以针对区域化，我提出了也需要反思，即不能只谈市场开放，要把合作与开放放到并行的地位。 现在TPP暂时搁浅了，大家非常关注16个国家谈判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的前景。RCEP要搞成一个什么模式？原来有TPP的时候，大家主要是“比”，就是看RCEP能不能比得上TPP。现在，没有了TPP做攀比，RCEP可以构建一个适合16个国家发展的一种综合的区域安排新模式，到底何时谈判完成，能不能成功，就看各方能不能达成共识，并最终达成协议。我们提出，能不能先搞一个基础协议，就是把最重要的部分先谈完，然后再继续接着谈，同时要使经济合作的内容可操作化、具体化，不能仅仅是“我们要加强合作”这类空话。光有这个不行，得有具体落实的东西，比如说互联互通实施计划。 如果把互联互通作为经济合作的重要内容，就要有实施的步骤。所以需要有一个互联互通落实计划。2013年的时候，APEC已经提出APEC框架下的互联互通，到2014年又制定了APEC框架下的互联互通蓝图。但是光有蓝图还不行，蓝图只是一个设想，应该有具体的计划。 特朗普上台执政，推行以邻为壑的保护主义，这肯定会引起很多麻烦，这也可能是一个转机，对以开放为主导的全球化、区域安排进行反思，进行调整。东亚要通过创新模式，坚持开放，推进合作，中国要成为维护世界市场开放的中坚力量，要在推动合作中发挥重要的作用。 《领导文萃》：经济发展的框架和结构问题主要有哪些？ 张蕴岭：经济发展快是好事，但太快了也不行，发展贸易是好事，但过度依赖出口拉动经济增长也不行，需要平稳可持续的发展，需要构建内在的可持续动力。 从中国的经济发展来说，以往的问题是：结构不平衡，过度依赖出口加工，低端加工；地区不平衡，过度向沿海倾斜；内在动力不平衡，过度依赖引进，自主创新不足等等。这些，都需要调整，需要重建动力。 从世界经济发展角度看，后起国家的经济增长速度比较快，实施赶超模式，但过快也会留下一系列的问题，除了地区差距、行业差距，还有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接替产业转移造成的污染转移，这些后续环境问题也逐渐暴露出来了。一个国家发展必须要实现综合的平衡。过去，发达国家靠先污染后治理，代价很大。现在整个世界都加入到这个生产过程中，规模这么大，如果还走先污染后治理的道路，那就是一场灾难。人类活动的总体量增加，造成整体性不平衡，也引发了极端天气的出现，在这种情况下，也需要一个综合的调整。 从这个大角度来看，二战以后，通过几十年的发展，人类社会取得了两个大成果。第一个成果是绝大多数国家加入到现代化开放发展进程中，这个是过去没有的；第二个成果是世界的财富总量取得了前所未有的爆发式的增长。但是同时，这两个成果也带来一系列的问题。既有国家内部问题，也有地区和全球的问题，如果从世界范围来讲，就是我们面临的全球问题。 全球问题首要的就是气候问题，其次就是资源问题、环境问题。解决这一类问题，恐怕都需要很长的调整时间。在这种情况下，回到全球化区域化国际合作这个话题，过去一些年，国际金融危机出来之后主要是应对危机，现在应该是到了一个思考怎么去纠正并建立一种新的面向未来的方向和模式的时候。这个方向和模式，不是原来TPP那种深度开放，不是强求整齐划一，不是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要一个标准。开放才能发展这是大道理，开放可以有助于世界共享资源、分工参与，但问题是如何实现均衡。 世界需要新共识 《领导文萃》：特朗普提出“美国第一”，这一主张能否实现？ 张蕴岭：要完全达到特朗普主张的“美国第一”是不现实的，应该说在当前情况下没有一个国家是“第一”，而是既要考虑自己，也要考虑别人。美国离了别人怕是也不能活，所有企业都迁回美国，美国本土生产所有自己需要的东西，这是不可能的，还是要走区域合作、国际合作的路子，这需要探讨新的解决办法。像G20杭州峰会提出来一些口号，比如联动、包容，就是大家要一起动起来，要共同参与共同分享成果。联合国的2030减贫目标需要合作，还有应对气候问题的巴黎协定，强调的是共同承担责任，大国率先去减少污染，这些都是一些新的思考，新的战略性反应。在这个开放与相互依赖的世界，没有一个国家可以关起门来发展，实行利己的保护主义肯定是行不通的，即便在本国也行不通，因为企业已经走出去了。 《领导文萃》：当前如何应对可能出现的极端情况？ 张蕴岭：从发展角度，现在世界最需要的就是对这些大的问题，进行一场新的讨论并达成共识。现在的平台很多，领导人每年有多次聚会，要讨论地区和全球的问题。像特朗普的美国第一、本国生产、以我为主这样一些东西，与世界大的发展趋势是不相符合的。从特朗普的竞选政策来说，这可能有吸引力，但全变成政策，其可行度还是有限的。 如果主要经济体例如美国走向了保护主义，其他国家跟着美国转向，“你保护，我也保护”，那就是以邻为壑，这样，贸易战就要打起来了，最后大家利益都受损。现在国际分工是链条，是网络，牵一发动全身。我们经常举的例子比如苹果电脑，还有波音飞机，生产都是全球参与。美国占了世界GDP总量四分之一，资本占比更大，如果采取极端的以我为主的保护主义非常危险，这是未来世界面临的一个最严峻的挑战。面对这样的趋势，需要一场新的运动，重新提出要捍卫开放与合作发展的大势，避免退回到保护主义。世界需要开放合作来支持经济增长，发展还是第一要务，没发展问题更多。如果经济大幅度下降，贸易大幅度下降，肯定大家都受损，还是要通过开放合作的方式，拉动世界经济增长。 让“一带一路”构建世界经济新动力和机制 《领导文萃》：中国在应对这两大挑战时有何表现？ 张蕴岭：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显然无法承担 “当头”的角色，但无论从本身发展需要，还是从推动世界经济可持续发展的责任来说，中国在这个时候要能够在推动市场开放、维护全球化大趋势方面发挥重要的作用。在保护主义抬头的情况下，中国应该坚持推动世界市场的开放，自己首先做到不搞贸易保护主义，不打贸易战，在多边层面，要利用好法律这个武器。当然，如果美国过度采取保护主义的歧视政策，损害中国的利益，那也要有对策，逼美国后退，也应该联合其他国家一起做，可以到WTO去提起诉讼，尽量不去对着干，不然，贸易战就真的要打起来。当然，最重要的是，中国要下更大决心，花更大气力深化改革和调整，保持经济的适度增长。现在，中国对世界经济新增量的贡献率超过40%，中国经济成为保证世界经济稳定增长的顶梁柱。 《领导文萃》：中国主导的方向是否已有雏形？ 张蕴岭：中国推动的“一带一路”本质上是推动新型发展合作，与当地国家一起，通过共同的努力改善综合的经济发展环境和条件。作为新型发展合作，“一带一路” 实行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则。通过“一带一路”，大力推动基础设施建设，推动产能合作建设产业园，让当地产业发展起来。产能合作是一个新事物，不同于发展援助，也不同于市场化的产业转移，而是通过合作的方式建设产业链，培育和提升能力，建立产业园区，与当地的发展规划相对接等，建立新的金融子机构，如亚投行，支持基础设施的建设。 “一带一路”提供一个大平台，大家都参加，合作创新，可以干大事。就像亚投行，开始也没有那么大的吸引力，怀疑观望的不少，反对的也有。经过充分的准备，现在参加的国家多了，据介绍，成员将来可以达到上百个，等着加入的国家排队。为什么？其实很简单，就是大家认可它的作用，认定加入可以得到好处。当然，“一带一路”是个长期的工程，既要积极推动，见实效，又要稳扎稳打，不能急于求成，“欲速则不达”。 《领导文萃》：中国的发展在新形势下有哪些要点？ 张蕴岭：首要的是进行结构调整，尽快建立起新的增长动力和结构。目前还处在攻坚阶段，花大气力通过供给侧改革，加快调整步伐，推动新经济结构的建设，同时，推动市场开放，扩展外部市场。为了有效推进开放，先在国内建先行先试的自贸区，为更大规模的实施提供经验。现在国内的自贸区跟过去建立沿海开发区不一样，那时建开发区是为了划出一片地方，政府提供特殊的优惠政策，吸引外资进来，现在不同，是划出一片地方先试验深度开放，如准入前国民待遇，负面清单列表，有了经验，让其他地方学习，在更大的范围开放。当然，中国经济的调整还是很艰难的，过剩产能大，环境压力大，要经历困难的调整期。然而，这毕竟表明，在当前世界经济增长乏力的情况下，中国不是通过加强保护推动发展，而是通过促进开放实现转型，加快调整。 《领导文萃》：“一带一路”是否构成新的“雁行模式”？ 张蕴岭：雁行模式是指日本作为领头雁，通过投资产业转移带动其他国家发展起来。“一带一路”不同，中国不是领头雁，而是做推动者，与其他国家一起干，涉及的范围很广，方式也不一样，是以合作的方式改善当地综合发展条件，把亚洲非洲连接起来，能够推动形成经济增长机制和大的发展带。有人提出重构雁行模式，我觉得不是一个雁行模式，而是一个网络模式，我们构建的是大区域开放型发展，不是封闭型的，而是开放合作框架，通过动员资源创造合作机制，改善当地的发展条件，这样，当然也能增加中国企业的参与机会，通过投资和贸易扩大增加中国经济增长的新动能，也就是说，大家发展了，我们的机会也多了。如果能够坚持下来，一定会形成地区和世界经济发展的新动力和机制。 《领导文萃》：新的经济动力和机制构建会面临怎样的挑战？ 张蕴岭：中国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又是发展中国家，自身发展就是构建新动力和机制的最重要因素。因此，第一个挑战就是中国经济本身能不能比较顺利地实现调整，实现可持续发展，经济结构实现根本性的转变，成为一个可以为世界经济发展提供新动力和机制的发动机。第二个挑战就是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包容、联动倡议能不能得到大家的积极响应和通力合作，真正形成一种有向心力、有大作为的行动。“一带一路”建设不是中国一家的事情，是大家的事情，要有合力，但另一方面，各国都有自己的计划，有自己的算盘，形成对接与协调并不容易，市场竞争也会改变共建的环境。第三个挑战是政治因素的干扰，要处理好现在的一些新矛盾。现实中的矛盾很多，朝鲜半岛、南海问题、中美战略对抗、中日利益竞争等，还有一些国家国内的局势，地区的冲突，极端势力等，这些方面都需要把握得好，如果把握不好，就会干扰合作共建的环境，甚至中断进程。 总的来看，面临的挑战不少，但事在人为。中国办好自己的事情很关键，有了这个前提，无论是在地区，还是在世界上，还是可以发挥重要的引领和推动作用的。我们自己、地区和世界的发展都处在一个重要的关头，也可以说是一个十字路口，往哪走，如何走，面临选择。全球化下的开放发展是大趋势，反思全球化不是要走向封闭，而是要让全球化的发展更加均衡与合理，问题涉及到方方面面，需要深入研究和提出对策，更需要向前看的实际行动。 2017年1月20日，唐纳德·特朗普正式成为美国第45任美国总统，这个由商人转型为政治家的美国新总统在竞选阶段就表现出“与众不同”，明确提倡实施“美国第一”的经济保护政策。他威胁众多美国知名制造业企业必须留在美国本土兴建工厂，否则将会被课以重税，公开声称将在美国与墨西哥边界筑起“隔离墙”以阻挡非法移民，对中国产品征收高惩罚关税，把中国宣布为“汇率操纵国”等等。鉴于美国是世界最大的经济体，新总统采取保护主义政策，有人预言，以市场开放和国际分工为基本特征的“全球化”将会走向终结。事实上，长期以来，关于全球化的辩论从未停止过。支持者和反对者皆有，参与全球化给世界各国带来的是利还是害，是利大于弊，还是相反，看似难有统一的定论，即便一些从经济全球化中获益较多的国家，也对全球化感情复杂。本刊专访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研究学部主任、学部委员张蕴岭，请他就当前出现的反全球化倾向进行分析，并对经济全球化与区域化发表见解。 全球化的核心是市场开放 《领导文萃》：经济全球化的含义及背景是什么？ 张蕴岭：全球化的真实含义就是世界市场的开放与链接。二战后的经济全球化是通过制度化构造的、全球范围内推动市场开放的机制。这个机制主要就是原来的关税与贸易总协定 （GATT），1994年改名为世界贸易组织（WTO）。它是一个新事物。二战以后，世界经济发展需要一种新的秩序，其中，最重要的是构建开放的世界市场。这一认识是基于二战前20世纪30年代经济危机的教训。30年代发生了严重的经济危机，经济危机到来之后，各国争相采取以邻为壑的保护政策，结果，经济的交往阻断，危机进一步加深，当时美国自己也通过了贸易保护法案。 二战后，以美欧国家为主建立了推动市场开放的国际机制——关税与贸易总协定（GATT）。美国出于打开欧洲市场的需要，积极推动GATT下的市场开放谈判，后来，越来越多的国家加入这个组织，包括发达起来的日本，也包括大批发展中国家。随着一轮轮谈判回合取得成功，世界市场的开放度也越来越大，最终形成我们今天看到的以WTO为框架的全球性市场的开放。 冷战结束以前，苏联集团和中国都没有加入到这一谈判进程中。冷战结束后，世界市场的政治分割消除，更多的国家要求加入该组织。如今，世界绝大多数国家成为WTO的成员。由于WTO的谈判是多边性质的，因此，也称其为多边机制。该机制的一个基本原则是无歧视原则，即市场的开放对所有成员适用，不能采取有差别的待遇。同时，WTO作为一个国际组织，负有法律功能，即以法律为基础，解决贸易争端，如果一方认为其他方违反了WTO的相关规定，那么可以去起诉，起诉之后会有判决，判决做出之后具有法律效力，必须遵守，而不是采取相互报复的办法。 当然，世界市场的开放还得益于各国实施的自主开放发展战略，也有的说是政府的“市场友好政策”，即支持市场作用，推动市场开放，包括通过谈判的方式构建两个国家间，或者几个国家间的自贸区（FTA），由此促进投资和商贸活动开展，利于公司进行跨国的投资和商贸活动。市场开放构建了基于国际分工的经济网络，使各国经济变得相互依赖。 《领导文萃》：市场开放对世界经济发展的意义有哪些？ 张蕴岭：市场开放是国际贸易、国际投资开展的一个最基本条件。有了WTO这样一个开放的体制，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地区加入到这个体制中，世界各国和地区之间就变得更加开放、贸易障碍越来越少，商品、服务、资金等的流动也变得更加自由和便利，由此，世界经济增长加快。发达国家通过对外投资获得了更大的市场空间，后起国家通过参与获得了缺乏的资本和技术，这样，从整个世界来说，经济发展加快了，从公司方面来说，机会多了，成本降低了，利润增加了，看似大家都得到了好处。这就是全球化的利好。 《领导文萃》：市场开放对于企业和国家来说，具体的利好表现在哪些方面？ 张蕴岭：从经济增长角度，在市场开放条件下，资源得到更好的配置和利用，同时，由于绝大多数国家都加入了世界多边体系，市场的空间更大了，从而获得了经济发展的规模效应。这样，公司可以在一个更加开放的地区和全球市场环境下从事投资和其他经营，这使得很多公司发展成为跨国公司，一些小的公司也通过这种全球参与，加入到国际分工中，进而促进了国际分工的进一步发展。从经营角度来说，就是通过削减关税和非关税减少了贸易和投资障碍，交易和投资成本得以下降，商品价格相应地也就更加便宜，在此过程中无论消费者还是生产者都得到了好处，最终国际贸易和投资得到了巨大发展，并带动了整个世界经济的发展。 另一个重要利好是从发展角度，也就是说，市场开放使得后起的国家通过参与得到了好处，后起国家发展经济有瓶颈——缺钱、缺技术、缺市场，而在全球化背景下，缺钱有人来投资，缺技术管理通过投资可以学到技术和管理经验，缺市场可以先不为自己生产，而为世界生产，这样，经济的起飞就可以加快实现。后起国家通过加入多边机制，解决了它们发展的资金技术市场瓶颈问题，实现了跳跃式的发展。这就是为什么二战以后世界经济在开放的条件下取得了非常快速的发展，也解释了为什么国际贸易能够拉动经济增长。 《领导文萃》：国际贸易拉动经济增长的结论是如何做出的？ 张蕴岭：国际贸易的最简单功能是互通有无，通过交换实现比较利益。在全球化时代，国际贸易远超出这个功能，最突出的特点是分工型交易。在当今的国际贸易中，一半以上都是零部件交易，也就是说一件产品是由来自不同国家的一个一个零部件，最终组装成一个最终的产品。在这一过程中，有多个国家参与。所以我们看到，国际贸易的增长速度大大快于整体经济增长的速度，在大多数年份它的增长率都是两倍于经济增长率，这一数据的含义就是，国际贸易拉动了经济增长。与此同时，由于生产分工，国际投资也增长得非常快速。国际投资过去主要集中在发达国家，后来也扩散到发展中国家，发展中国家成为吸引外来投资越来越重要的市场，因为很多生产环节都转移到了发展中国家，这样，国际投资的增长也成为推动发展中经济体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 反全球化是全球化的伴生物 《领导文萃》：全球化在推动世界经济发展的同时，是否有负面效应？反全球化运动兴起的原因有哪些？ 张蕴岭：全球化虽然好处很大，但它也有副作用，这也是为什么反全球化一直作为推动全球化发展的伴生物而同时存在。特别是，伴随着全球化的发展速度越来越快、程度越来越深，反全球化运动也越来越强。 反全球化运动的兴起，在我看来，至少有三个原因。第一个就是产业空心化。发达国家的企业产业转移之后，尽管扩大了外部的市场经营空间，但同时也造成了发达国家产业空心化。大量的制造业转移到生产成本更低的发展中国家，产品的生产成本得到了降低，消费者能买到更便宜的商品，但问题是，产业输出方如果没有其他的新兴产业去及时弥补，就业就成了大问题，原本在这个领域里面就业的人就没活干，导致失业，失业之后要么变得穷困，要么靠吃社会保障。社会保障是不能让接受者变得富裕的，只能保证基本的生活。以美国为例，伴随着美国的产业转移，美国中产阶级出现整体性收入下降，中产阶级的数量也在萎缩。因此，产业空心化会造成一批人失去原有的工作，如果失业者没有新的技能就不能适应工作环境的改变；另一方面，如果新的产业没有及时弥补上来都会造成失业的恶化，进而引发社会不稳定。不仅是美国，其他发达国家也有这样的问题。 第二个原因就是全球化不能普遍“受益”。有些国家和地区即便开放了市场，也没有足够的优势条件吸引投资和发展对外贸易。在这类国家中，有资源的主要是依赖单一的资源开发，而资源贫乏的国家被排除在国际分工之外。所以，我们看到，尽管总体上世界经济得到了快速增长，世界的财富实现了大幅度增加，为数众多的国家从中受益，但也有相当一批国家和地区被“边缘化”，被排斥在发展进程之外。由此，世界的贫富差距变得更大了。20世纪70年代，德国前总理勃兰特就主持写过 《增长的极限》，提出过这个问题，但这个问题没有得到很好解决，富国和穷国的差距在拉大。 第三个原因就是财富越来越向少数人集中。在开放的情况下，有能力的公司拓展成大跨国公司，有能力的人可以充分施展能力，积聚财富。这样，世界的财富越来越向少数公司和少数个人集中。于是我们就看到，越来越多的公司富可敌国，越来越多的个人拥有的财富也大得惊人，出现了财富占有的1%和99%问题，也就是大多数财富为1%的少数人掌握，而99%只拥有很少的财富。 上述三个问题，一个是产业空心化，一个是发展的不平衡，还有一个是财富占有的不均衡，在全球化进程中愈演愈烈，这使得反全球化运动有了更大的支持。 《领导文萃》：当前反全球化的情况是怎样的？ 张蕴岭：反全球化最开始是少部分人参与，后来逐渐发展成为了一种社会运动，在一些国家，就表现为保护主义、民粹主义、极端主义盛行，让倡导这样“主义”的政治人物受到越来越多的选民的支持。在美国大选中，特朗普的胜选谁都没想到，但是仔细分析之后发现，支持他的选票很多都是所谓的蓝领票，就是那些传统的制造业州的选票。这些州的传统产业大都转移走了，引发了工人失业，进而引发了蓝领工人、中产阶层的不满，所以他们就支持了倡导保护主义、民粹主义的特朗普。其实不只是美国，欧洲的反全球化倾向也有发展，英国全民公投结果决定脱离一体化的欧盟，法国的极右翼政党的支持者在增加，这些也是对基于开放的全球化趋势的不满。 全球化进入反思阶段 《领导文萃》：反全球化问题如何解决？ 张蕴岭：开放是发展的利器，但是也要有很有效的社会政策纠正开放带来的问题。在全球化高涨发展的时候，大家的关注度主要是推动开放，现在，所谓逆全球化来了，不是要实行保护主义，关起门来发展，而是要对快速发展的全球化进行反思，找出问题，我提出，要对全球化进行反思。 所谓反思，并不是简单地说全球化是坏的，而是要找到问题的根子，纠正失衡。总的来说，需要开放与保护的平衡，这需要两个“全面”：一是对市场开放要有全面的安排，二是对经济增长要有全面的布局。如果不全面，就会出现偏差，就会失衡。比如，产业总是要不断地转移更新，开放促进竞争，竞争提高效益，但到了人这个因素，就要考虑如何提供支持，对受损的产业和人群提供救助，政府搞再培训工程，对财富的过度集中，需要有有效的税收调节政策，从世界范围，需要有对边缘化国家提供支持的新型发展合作等。 《领导文萃》：全球化是否在走向终结？ 张蕴岭：有人说全球化到了一个终结阶段，我觉得是不对的。我认为，目前全球化进入了一个需要反思的阶段，一个调整阶段。如果说全球化过去发展得太快了，现在到了需要调整的阶段，也可称之为“全球化2.0”。 就世界而言，发展的问题一直是一个大问题，开放条件下发展的不平衡危及世界的发展和安全。WTO多哈回合的名称是发展回合，体现了发展中国家参与后，要求多边体系改善发展中国家经济的发展环境和条件。比如，在改善发展条件的要求中，很重要一点就是要求发达国家取消对农产品的补贴，发达国家这么高的补贴，生产的农产品非常便宜，发展中国家进口比种植更划算，这就会造成发展中国家的农业发展不起来。但是，保护农业涉及发达国家的核心利益，所以发达国家不同意取消农业补贴。另外，在谈判中，发展中国家还要求渐进地开放市场，不能一下都实现零关税，否则对国内产业冲击太大，民族工业永远起不来，而发达国家要“一揽子”的深度开放。这样，分歧这么大，多哈回合就谈不下去了。 美国觉得多边机制太慢，就去搞自己的朋友圈——“服务贸易协定”，搞高标准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TPP的核心是拉平开放标准，这样的标准很难为所有参与国家接受，结果，TPP谈成的协议标准就降低了，美国不得不做让步，但这让特朗普很不满意，发誓上台后宣布终止。特朗普不是要中止一切谈判，而是要通过双边谈判，压对方做更多的让步，有利于美国。各国经济发展水平不一样，开放的标准哪能够一样呢？ 我一直认为，我们需要新一代的自由贸易协定，但必须是渐进、有差别的，特别要加强经济合作，改善后发展国家的发展环境，只有这样，在全球化的过程中各国才能普遍受益，全球化才能有持续的动力，经济才能实现可持续发展。 美国依靠经济实力可以施加压力，搞有利于美国的政策，但是，美国经济不是封闭的，美国公司的生产经营遍布世界，构成网络，关闭开放大门，其经济也就会失去发展的基础。同时，只是损人利己，这样的政策也行不通。从这个角度看，不是全球化的终结，而是需要调整和纠正，不合理的纠正也会得到纠正，这可能需要些时间，甚至付出些代价。 《领导文萃》：那么，如何改善落后国家的发展条件？ 张蕴岭：市场开放是其中一个因素，但并不是全部，需要改善综合发展条件，比如，基础设施建设、能力建设、产能合作等问题，这些都应该包括到这种新的市场开放综合安排里面，如果只要求发展中国家开放市场，不改善他们的综合发展环境，对许多国家来说难以发展起来，有些可能更边缘化，没有资本愿意流向那里，因此，开放的同时需要改善基础发展条件。 区域化也是这样。过去我们对区域化的主要关注点就是推动市场开放。好在中国和东盟谈判自贸区时，我们注意到了这个问题。中国东盟自贸区中很重要一部分内容就是经济合作，同时我们还采取了渐进、逐步的开放方式，谈判中也是坚持先商品、服务再到投资的步骤，为欠发达国家设置了更长的过渡期。但是，客观来说，经济合作进行得并不是太好，缺乏具体的实施计划和措施，因为当时主要的潮流就是推动市场开放，所以针对区域化，我提出了也需要反思，即不能只谈市场开放，要把合作与开放放到并行的地位。 现在TPP暂时搁浅了，大家非常关注16个国家谈判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的前景。RCEP要搞成一个什么模式？原来有TPP的时候，大家主要是“比”，就是看RCEP能不能比得上TPP。现在，没有了TPP做攀比，RCEP可以构建一个适合16个国家发展的一种综合的区域安排新模式，到底何时谈判完成，能不能成功，就看各方能不能达成共识，并最终达成协议。我们提出，能不能先搞一个基础协议，就是把最重要的部分先谈完，然后再继续接着谈，同时要使经济合作的内容可操作化、具体化，不能仅仅是“我们要加强合作”这类空话。光有这个不行，得有具体落实的东西，比如说互联互通实施计划。 如果把互联互通作为经济合作的重要内容，就要有实施的步骤。所以需要有一个互联互通落实计划。2013年的时候，APEC已经提出APEC框架下的互联互通，到2014年又制定了APEC框架下的互联互通蓝图。但是光有蓝图还不行，蓝图只是一个设想，应该有具体的计划。 特朗普上台执政，推行以邻为壑的保护主义，这肯定会引起很多麻烦，这也可能是一个转机，对以开放为主导的全球化、区域安排进行反思，进行调整。东亚要通过创新模式，坚持开放，推进合作，中国要成为维护世界市场开放的中坚力量，要在推动合作中发挥重要的作用。 《领导文萃》：经济发展的框架和结构问题主要有哪些？ 张蕴岭：经济发展快是好事，但太快了也不行，发展贸易是好事，但过度依赖出口拉动经济增长也不行，需要平稳可持续的发展，需要构建内在的可持续动力。 从中国的经济发展来说，以往的问题是：结构不平衡，过度依赖出口加工，低端加工；地区不平衡，过度向沿海倾斜；内在动力不平衡，过度依赖引进，自主创新不足等等。这些，都需要调整，需要重建动力。 从世界经济发展角度看，后起国家的经济增长速度比较快，实施赶超模式，但过快也会留下一系列的问题，除了地区差距、行业差距，还有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接替产业转移造成的污染转移，这些后续环境问题也逐渐暴露出来了。一个国家发展必须要实现综合的平衡。过去，发达国家靠先污染后治理，代价很大。现在整个世界都加入到这个生产过程中，规模这么大，如果还走先污染后治理的道路，那就是一场灾难。人类活动的总体量增加，造成整体性不平衡，也引发了极端天气的出现，在这种情况下，也需要一个综合的调整。 从这个大角度来看，二战以后，通过几十年的发展，人类社会取得了两个大成果。第一个成果是绝大多数国家加入到现代化开放发展进程中，这个是过去没有的；第二个成果是世界的财富总量取得了前所未有的爆发式的增长。但是同时，这两个成果也带来一系列的问题。既有国家内部问题，也有地区和全球的问题，如果从世界范围来讲，就是我们面临的全球问题。 全球问题首要的就是气候问题，其次就是资源问题、环境问题。解决这一类问题，恐怕都需要很长的调整时间。在这种情况下，回到全球化区域化国际合作这个话题，过去一些年，国际金融危机出来之后主要是应对危机，现在应该是到了一个思考怎么去纠正并建立一种新的面向未来的方向和模式的时候。这个方向和模式，不是原来TPP那种深度开放，不是强求整齐划一，不是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要一个标准。开放才能发展这是大道理，开放可以有助于世界共享资源、分工参与，但问题是如何实现均衡。 世界需要新共识 《领导文萃》：特朗普提出“美国第一”，这一主张能否实现？ 张蕴岭：要完全达到特朗普主张的“美国第一”是不现实的，应该说在当前情况下没有一个国家是“第一”，而是既要考虑自己，也要考虑别人。美国离了别人怕是也不能活，所有企业都迁回美国，美国本土生产所有自己需要的东西，这是不可能的，还是要走区域合作、国际合作的路子，这需要探讨新的解决办法。像G20杭州峰会提出来一些口号，比如联动、包容，就是大家要一起动起来，要共同参与共同分享成果。联合国的2030减贫目标需要合作，还有应对气候问题的巴黎协定，强调的是共同承担责任，大国率先去减少污染，这些都是一些新的思考，新的战略性反应。在这个开放与相互依赖的世界，没有一个国家可以关起门来发展，实行利己的保护主义肯定是行不通的，即便在本国也行不通，因为企业已经走出去了。 《领导文萃》：当前如何应对可能出现的极端情况？ 张蕴岭：从发展角度，现在世界最需要的就是对这些大的问题，进行一场新的讨论并达成共识。现在的平台很多，领导人每年有多次聚会，要讨论地区和全球的问题。像特朗普的美国第一、本国生产、以我为主这样一些东西，与世界大的发展趋势是不相符合的。从特朗普的竞选政策来说，这可能有吸引力，但全变成政策，其可行度还是有限的。 如果主要经济体例如美国走向了保护主义，其他国家跟着美国转向，“你保护，我也保护”，那就是以邻为壑，这样，贸易战就要打起来了，最后大家利益都受损。现在国际分工是链条，是网络，牵一发动全身。我们经常举的例子比如苹果电脑，还有波音飞机，生产都是全球参与。美国占了世界GDP总量四分之一，资本占比更大，如果采取极端的以我为主的保护主义非常危险，这是未来世界面临的一个最严峻的挑战。面对这样的趋势，需要一场新的运动，重新提出要捍卫开放与合作发展的大势，避免退回到保护主义。世界需要开放合作来支持经济增长，发展还是第一要务，没发展问题更多。如果经济大幅度下降，贸易大幅度下降，肯定大家都受损，还是要通过开放合作的方式，拉动世界经济增长。 让“一带一路”构建世界经济新动力和机制 《领导文萃》：中国在应对这两大挑战时有何表现？ 张蕴岭：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显然无法承担 “当头”的角色，但无论从本身发展需要，还是从推动世界经济可持续发展的责任来说，中国在这个时候要能够在推动市场开放、维护全球化大趋势方面发挥重要的作用。在保护主义抬头的情况下，中国应该坚持推动世界市场的开放，自己首先做到不搞贸易保护主义，不打贸易战，在多边层面，要利用好法律这个武器。当然，如果美国过度采取保护主义的歧视政策，损害中国的利益，那也要有对策，逼美国后退，也应该联合其他国家一起做，可以到WTO去提起诉讼，尽量不去对着干，不然，贸易战就真的要打起来。当然，最重要的是，中国要下更大决心，花更大气力深化改革和调整，保持经济的适度增长。现在，中国对世界经济新增量的贡献率超过40%，中国经济成为保证世界经济稳定增长的顶梁柱。 《领导文萃》：中国主导的方向是否已有雏形？ 张蕴岭：中国推动的“一带一路”本质上是推动新型发展合作，与当地国家一起，通过共同的努力改善综合的经济发展环境和条件。作为新型发展合作，“一带一路” 实行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则。通过“一带一路”，大力推动基础设施建设，推动产能合作建设产业园，让当地产业发展起来。产能合作是一个新事物，不同于发展援助，也不同于市场化的产业转移，而是通过合作的方式建设产业链，培育和提升能力，建立产业园区，与当地的发展规划相对接等，建立新的金融子机构，如亚投行，支持基础设施的建设。 “一带一路”提供一个大平台，大家都参加，合作创新，可以干大事。就像亚投行，开始也没有那么大的吸引力，怀疑观望的不少，反对的也有。经过充分的准备，现在参加的国家多了，据介绍，成员将来可以达到上百个，等着加入的国家排队。为什么？其实很简单，就是大家认可它的作用，认定加入可以得到好处。当然，“一带一路”是个长期的工程，既要积极推动，见实效，又要稳扎稳打，不能急于求成，“欲速则不达”。 《领导文萃》：中国的发展在新形势下有哪些要点？ 张蕴岭：首要的是进行结构调整，尽快建立起新的增长动力和结构。目前还处在攻坚阶段，花大气力通过供给侧改革，加快调整步伐，推动新经济结构的建设，同时，推动市场开放，扩展外部市场。为了有效推进开放，先在国内建先行先试的自贸区，为更大规模的实施提供经验。现在国内的自贸区跟过去建立沿海开发区不一样，那时建开发区是为了划出一片地方，政府提供特殊的优惠政策，吸引外资进来，现在不同，是划出一片地方先试验深度开放，如准入前国民待遇，负面清单列表，有了经验，让其他地方学习，在更大的范围开放。当然，中国经济的调整还是很艰难的，过剩产能大，环境压力大，要经历困难的调整期。然而，这毕竟表明，在当前世界经济增长乏力的情况下，中国不是通过加强保护推动发展，而是通过促进开放实现转型，加快调整。 《领导文萃》：“一带一路”是否构成新的“雁行模式”？ 张蕴岭：雁行模式是指日本作为领头雁，通过投资产业转移带动其他国家发展起来。“一带一路”不同，中国不是领头雁，而是做推动者，与其他国家一起干，涉及的范围很广，方式也不一样，是以合作的方式改善当地综合发展条件，把亚洲非洲连接起来，能够推动形成经济增长机制和大的发展带。有人提出重构雁行模式，我觉得不是一个雁行模式，而是一个网络模式，我们构建的是大区域开放型发展，不是封闭型的，而是开放合作框架，通过动员资源创造合作机制，改善当地的发展条件，这样，当然也能增加中国企业的参与机会，通过投资和贸易扩大增加中国经济增长的新动能，也就是说，大家发展了，我们的机会也多了。如果能够坚持下来，一定会形成地区和世界经济发展的新动力和机制。 《领导文萃》：新的经济动力和机制构建会面临怎样的挑战？ 张蕴岭：中国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又是发展中国家，自身发展就是构建新动力和机制的最重要因素。因此，第一个挑战就是中国经济本身能不能比较顺利地实现调整，实现可持续发展，经济结构实现根本性的转变，成为一个可以为世界经济发展提供新动力和机制的发动机。第二个挑战就是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包容、联动倡议能不能得到大家的积极响应和通力合作，真正形成一种有向心力、有大作为的行动。“一带一路”建设不是中国一家的事情，是大家的事情，要有合力，但另一方面，各国都有自己的计划，有自己的算盘，形成对接与协调并不容易，市场竞争也会改变共建的环境。第三个挑战是政治因素的干扰，要处理好现在的一些新矛盾。现实中的矛盾很多，朝鲜半岛、南海问题、中美战略对抗、中日利益竞争等，还有一些国家国内的局势，地区的冲突，极端势力等，这些方面都需要把握得好，如果把握不好，就会干扰合作共建的环境，甚至中断进程。 总的来看，面临的挑战不少，但事在人为。中国办好自己的事情很关键，有了这个前提，无论是在地区，还是在世界上，还是可以发挥重要的引领和推动作用的。我们自己、地区和世界的发展都处在一个重要的关头，也可以说是一个十字路口，往哪走，如何走，面临选择。全球化下的开放发展是大趋势，反思全球化不是要走向封闭，而是要让全球化的发展更加均衡与合理，问题涉及到方方面面，需要深入研究和提出对策，更需要向前看的实际行动。